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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被历史误读的“刘邓大军” 哪些二野兵团将领不给邓小平“面子”  

2017-03-15 09:50:57|  分类: 37.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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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误读的“刘邓大军” 
  作者:网友推荐 发布时间:2014-05-30' 08:45:05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405b990101h4cf.html 

 【多维历史】邓小平与刘伯承是中共在战争时期的一对著名搭档,两人自抗日战争之初并肩合作十载有余。关于“刘邓大军”也被后人演绎成诸多影视、文学作品流传甚广。作家文贝撰文《历史疑点重重的“刘邓”大军》指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和作用被人为夸大,许多问题被遮蔽,需要进一步揭密,还历史以真面目。

  文革后看着电影电视长大的一代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129师和第二野战军打下的,而且是在邓小平的指挥下。

  《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廘战鲁西南》、《亮剑》、《百团大战》、《席卷大西南》、《南线大追击》、《大战宁沪杭》等很多电影电视都是歌颂刘邓部队的,即使在一些不是依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也总忘不了跟邓小平的部队挂上钩。而且在作品中把邓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挥员,不仅管政治而且参与战役指挥,刘伯承反而成了陪衬。这些都与事实不符,是对历史的误读。

  129师首任政委是张浩。

  1937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政训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仁穷。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改任师政治委员。 后来提及115师几乎见不到张浩的名字,其实他才是115师的首任政委。当时的政训主任是国民党军队编制,在中共军队里相当于政委。120师的政训主任是关向应,115师的政训主任是罗荣桓,后来都改任政委。

  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部队改编而成,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西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至第4团 ,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

  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唐天际。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 。

  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参谋长李聚奎。771团团长徐深吉、政训处主任吴富善、副团长韩东山、参谋长黄新友。772团团长叶成焕、政训处主任谢富治、副团长王近山、参谋长孙继先;后方总留守处政治部主任肖劲光,教导团团长张贤约。

  从1937年9月开始,部队9100人在刘伯承、张浩等领导下,先后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并在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随后又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到1937年底,部队已扩大到六个团,兵力达到13000余人,建立了辽县、磁县等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组织。11 月中旬,129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展开,并派出多批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深入晋冀豫边广大地区,配合当地中共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织群众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张浩原名林育英(1942年因病去世,毛泽东亲自执绋),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与林彪、林育南是堂兄弟关系。曾任129师的前身援西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一起,为肃清张国焘路线在部队中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调任129师政委前是中共中央工农部长。他和刘伯承一道,领导并发动组织了工人游击队、自卫队15支。培训地方干部和军队将士,昼夜工作。结果劳累使得身体渐渐虚弱,多次在工作中晕倒昏迷。后来大脑经常发痛,不得不戴健脑器工作。鉴于张浩政委的身体情况,刘伯承及时将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据时任参谋处长,解放后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之所以劳累过度还有129师内部的原因。:第一,129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没有相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129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与国民党军打交道。

  中央经研究决定,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一职。没有张浩的因病离职,也许就没有邓小平的后来,历史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刘伯承没有推荐邓小平任政委。

  2006年6月山西老人报发表一篇以采访刘伯承警卫员王泉云并署名刘邦昆的一篇文章,提出是刘伯承推荐的邓小平。文章讲的头头是道,连当时毛泽东与刘伯承的对话都讲的清清楚楚。

  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2006.7.20)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据李达文章表述“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129师政委一职。”没有提及刘伯承专门回延安举荐邓小平一事。

  邓小平由刘华清(时任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护送于1938年1月18日到达129师师部,1月27日才见到刘伯承师长。

  被夸大的129师抗战战果。

  1938年2月15日,129师师部转移到有太行山依托的晋冀豫地区。目的是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和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并在2月至3月间参加了正太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的交通破袭战和伏击战,先后取得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此后,129师一直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并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5年8月成立由129师和115师合成的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原参谋长倪志亮从转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后走下坡路,解放后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被授少将军衔,而当年手下的团长却授上将衔),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

  按照官方说法,129师部队由出师抗战时的9100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近30万人。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129师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这个牛吹的有点过了,因为中国战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歼灭日军数量不超过45万(不含最后日本宣布投降和苏军歼敌数)。投降日军的伪军在一百万左右。

  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

  1947年6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13万人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陈赓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的太岳军区部队)、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的太行军区)、第三十八军(原西北军,军长孔从洲,政委汪锋)以及太岳军区22旅(原四纵11旅,后来与国民党起义部队合编,成为14军的前身。旅长李成芳,政委胡永贵)合并组建的陈谢集团八万多人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直被说成是到大别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的开始。然而此时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展开了战略反攻,至1948年 3月15 日,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作战,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 彭德怀指挥的仅4.6万部队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发动了榆林战役。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947年内外线作战,粉碎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随后36万人挥师华东,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济南战役等彻底改变了华东地区两军的力量对比。

  由刘邓大军分兵出来的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陈谢集团南征1年,歼敌11万余人,解放了包括洛阳郑州在内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日益巩固的豫陕鄂解放区。

  而刘邓指挥的十三万大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不得不跑向山区躲藏。装备辎重都扔了,人员损失一半。即使这样,也是在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策应下才得以保全。自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13万人挺进,不足7万人出来。虽然有中央决策的问题,但战场指挥员的失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究竟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值得研究。

  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作用被夸大。

  1948年8月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进入豫西,与陈谢集团部队、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的皖西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的豫皖苏军区、李成芳任代司令员,张玺任政治委员的豫西军区、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的陕南军区、张才干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的江汉军区,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的桐柏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等7个军区组成中原野战军。

  1948年10月在毛泽东电报命令下,中原野战军才向淮海地区靠拢。而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根本没有参加。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淮海战役是在华东野战军气势正盛的时候展开的。此时由各军区组成的十几万刘邓大军与粟裕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没法比,不仅曾经战败的阴影,而且装备极差。不得不靠陈粟华东野战军的施舍过日子。

  有回忆文章提到刘伯承的第一反应是:“我连武器都没有,怎么打?”邓小平则说:“就是打光了也要打。”表面上显示邓小平的决心,恰恰反映了刘邓大军当时的难堪境地。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是山东兵团的王建安、谭震林和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几个纵队,消灭了黄伯滔兵团。第二阶段虽然中原野战军参战,却是在华东野战军抽调5个纵队加炮兵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加入战斗后,完成对黄维兵团的最后胜利。第三阶段刘伯承陈毅到中央汇报,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领导下休整。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整个淮海战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只有履行封堵打援的任务。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后来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堂堂的中原野战军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只负责堵口子,打增援。

  1949年,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在指挥室里对邓小平说:“将来过了江,我就不带兵了,把部队都交给粟裕,我去办一所军校,教出更多的粟裕来”,从这段话可见刘伯承的光明磊落和对粟裕指挥才能的肯定。毛泽东更是把淮海战役说成是“粟裕硬把夹生饭吃了下去”。充分说明淮海战役谁唱主角谁是配角。

  而邓小平却在79年的文选中恬不知耻的说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说这种贻笑大方的话也不脸红。

  至于说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歼敌数更是难以区分,因为从淮海战役开始,各野战军都是联合作战。在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很多歼灭战都是赶鸭子式的。

  刘伯承的正规战不适合游击战。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邓小平上台主政,邓小平的129师被无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主力。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战将们借邓小平的威风,到处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主题都围绕着邓小平做文章,误导了社会,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彭德怀与刘伯承历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习惯上的。

  1933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在南丰作战中,彭德怀曾大骂:“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认为百团大战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这也是针对彭德怀的,而且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罪状之一。

  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全力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来自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几乎全师覆灭。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即使两人如此多的矛盾纠结,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刘伯承仍然说“彭德怀整过我,但不是出于私心”。

  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兵力最足的当属三野和四野。一野因为担负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只是到最后与晋绥军区重组,最高时总兵力达到34万人。二野在挺进大别山时伤了元气,最高时也只有28万,是四大野战军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时兵力超过82万,而四野最富,总兵力达到150万。这也是外军把三野和四野称作是正规军,一野和二野称作游击队的原因。

  刘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时,虽为一代名将,野战能力并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抗日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伤了元气,没有单独完成重大战役。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瞎折腾,夺走了他很多功劳。加之解放后不得济,既不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惹人眼球,又不似林彪那样死的轰轰烈烈。本想在军事教学方面开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怀这种死缠烂打。只好退居幕后,乐得休闲自得。

  虽然如此,二野的作战指挥还是刘伯承当家,邓小平只是陪衬。然而在邓小平主政时,各种宣传都是“邓政委”,把刘伯承这个作战实际指挥者撇到了一边。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关系并不融洽。

  在邓小平和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他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许多文章都提及到两人矛盾较深。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 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给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

  一个来源于日本学者透露的消息被国内媒体以《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报道出来,中心意思是刘伯承要邓小平在他死后致悼词。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却辟谣说:“大家都知道,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刘伯承1986年去世,死前已为中央军委主席实权在握的邓小平没有给他平反,估计那只健康的眼一定闭不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和作用被人为夸大,许多问题被遮蔽,需要进一步揭密,还历史以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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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八路军129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建立了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图为朱德总司令(右)与刘伯承师长(中)、邓小平政委研究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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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129师在太行转战于崇山峻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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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在神头岭指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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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在河北涉县(或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

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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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团大战中,刘伯承(后排左四穿浅色大衣者)带领各旅旅长到前沿阵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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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在129師召开的百团大战总结会上。手托腮棒子的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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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在讲话。卢耀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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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观看反映部队生活的图片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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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春,刘伯承(右三)、邓小平(右二)、朱德(右四)、聂荣臻(右五)等在晋东南桐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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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师长(右)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晋东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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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3月,刘伯承在阳谷县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军事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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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八路军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蕃、李达、王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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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刘伯承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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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晉冀魯豫野戰軍發動隴海戰役。 左起为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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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刘伯承司令员(中)与邓小平政委(左)、滕代远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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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部队召开练兵会议,刘伯承司令员亲自为指战员做射击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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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紧张作战的同时,开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这是邓小平在作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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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1月1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粉碎敌人向北进攻以打通平汉路的企图,发动了滑县战役。滑县战役后,刘伯承司令员(左)、李达参谋长(右)接见被我军俘虏的敌军104旅旅长杨显明(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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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元旦,刘伯承司令员(站立者前排左二)、张际春副政委等与前来慰问的太行山区慰问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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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刘伯承司令员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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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4个月来南征作战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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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13个旅12万余人强渡黄河天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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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6月30日,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7个纵队,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这是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的英山县城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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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掀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图为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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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7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右)、政治委員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兵分三路,開始了千裡躍進大別山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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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0月,高山铺战役前夕,刘伯承登上浠水三角山顶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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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亲切会见华东野战军慰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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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为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等12人为委员。这是刘伯承(右一)与陈毅(右二)、邓于恢(右三)、李达(左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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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在一起。左起: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雪峰、李达、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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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夏,中共中原局在河南宝丰县召开整党整军会议期间,邓小平同陈毅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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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以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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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在战壕里举办新闻照片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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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威武雄壮、凯歌行进,大批国民党军队俘虏被押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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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自河南商丘出发,南下渡江,行军途中向老乡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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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第二野战军在桐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是刘伯承在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的动员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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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在布置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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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刘伯承在作战室里指挥渡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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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8月9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在进军西南动员会上,号召指战员们“打到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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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赴常德途中,停留在铁山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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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1月8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到达湖南常德,指挥进军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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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第一批进驻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在市区街头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哪些二野兵团将领不给邓小平“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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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来源: 新浪历史   作者:张雄文

  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

  因而,能带兵打仗的人往往受到更多的敬重,一生的功业也引人瞩目得多。粟裕之子粟寒生便回忆说,他父亲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

  1949年10月前,邓小平最重要的军职为129师、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是有“军神”之称的司令员刘伯承的政工搭档。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中批示说:“他(邓)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

  毛泽东和刘伯承去世多年后,邓小平说:“我的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不过,他与早年便蜚声国内的川中名将,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不同,1938年1月被毛泽东任命为129师政委前,多数时间没有独当一面、统领一军作战的经历。

  红军时期,邓小平除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被周恩来派往广西参加百色和龙州起义,短期担任过红七军、红八军政委(期间两次离开广西返回上海)外,仅长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非方面军军事主官职务。

  而129师、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攻城拔寨,战功赫赫,当年敢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分庭抗礼,因而二野的几个兵团级将领都有过给邓小平难堪、甚至很不给老首长“面子”的经历。

  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共有三个兵团,分别是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其中,军事造诣最深的是陈赓。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包围了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陈赓认为,中野装备差,不能急于硬攻,而是必须挖战壕,搞近迫作业才能凑效。这一举措与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成功战术不谋而合。

  但邓小平刚以二野政委身份兼任总前委书记,对迅速打掉黄维颇有信心,向毛泽东报告说:“估计三天可解决战斗(注释)。”因而,他对陈赓要求搞近迫作业不太满意,认为太慢,因而不断打电话到前沿催促。

  陈赓开始接电话还向他解释,说明挖战壕的重要性,到后来电话多了,他也不耐烦了,索性不接电话,严令部队搞好近迫作业。

  双方僵持不已的时候,刘伯承认为陈赓的做法是对的,可以减少伤亡。邓小平发脾气说:“中野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中野副司令员陈毅打破了尴尬局面,提出打电话问问华野的粟裕如何围歼黄百韬兵团再说。粟裕电话里告诉他,是近迫作业。于是,中野司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华野的办法搞近迫作业攻击黄维。

  刘伯承亲自给陈赓打电话,说:“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

  也就是说,邓小平与陈赓两人的争论中,陈赓的意见最后被证明是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

  多年后,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接受采访时说:“打淮海战役,邓小平下命令要几天几天把那个地方收(拾)掉,二野的部队怎么打得下来嘛,刚从大别山出来,武器又差,人员、编制又不足,怎么打?所以想些办法近迫作业,挖战壕。”

  他说:“挖战壕,邓小平老是嫌太慢,大发脾气,搞得陈赓气得不行,挖不动也得挖啊,部队这么弱,你说怎么打嘛!最后搞得陈赓气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不跟你说话!然后这个事还是通过陈毅和我爸爸(一起)和粟裕通过电话,然后回(过)来才给陈赓讲,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打去。”

  刘太行还说:“这个绝对是对的。我爸爸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然后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脾气了。邓小平当然在部队里有时候很严厉,但是那个严厉有点没道理。淮海战役的问题,我还是同意我爸爸说的话,主要是华野打的,中野(或者叫二野)只能起配合作用,客观条件决定的。”

  陈赓军事才华突出,是10个大将里唯一能与粟裕比肩的人物,但1961年3月英年早逝,年仅58岁,他与建国后的邓小平没有多少交集。

  陈赓去世后,与邓小平感情最浅的是原二野3兵团政委谢富治。

  1966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上,时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判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谢富治以公安部长的便利不断落井下石,没少整他的黑材料。

  1972年3月,谢富治病死,时年63岁。8年后的1980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销原《悼词》,第二年又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多年后,邓小平还念念不忘。他审查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时,看到其中有谢富治的镜头,便当即要求删除。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谢富治去世后,苏振华和陈锡联与邓小平的感情也不深。

  1976年10月,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后,兼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是最为拥护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在复出后的邓小平与华国锋的较量中,他始终站在华国锋一边。

  《罗瑞卿传》记载:“海军主要负责人(即苏振华)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也就是说,他是“批邓”的主将之一。

  《罗瑞卿传》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苏振华)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06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

  “(苏振华)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

  海军司令萧劲光很高兴,说,华主席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

  这是华国锋“插手”军队的迹象,《罗瑞卿传》说:听到报告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这就是曾被视为“壮举”的制止华国锋插手军队事件。

  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华国锋检阅海军部队,“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语)”,似乎“党指挥枪”的原则受到了挑战,但苏振华输了。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华国锋完全失去权力前去世,时年67岁。

  华国锋成为最高领袖时,比苏振华地位更高的是陈锡联。他是第九、十、十一届共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之一。毛泽东逝世前夕,他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接班人华国锋的军事助手。

  1976年10月后,他坚定地护驾华国锋,对“老政委”邓小平青眼不多。

  华国锋下台后,陈锡联也基本上结束了政治生命。所幸他及时转舵,在老战友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恢复了和邓小平的关系,又写文章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得以当选中顾委常委,获得善终。

  二野5个兵团将领中唯一未和邓小平有“过节”的是杨勇。但杨勇的警卫员雷廷安回忆说,杨勇很敬服刘伯承,大别山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吵过架,杨勇认为正确的是刘伯承。

  不过,这终究非场面上的大事。1979年11月,已逐渐成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决定将自己兼任的总参谋长一职交由杨勇担任,因叶剑英等其他人异议,最后改任杨得志。三年后,杨勇病逝,年龄也只有70岁。

  其后,邓小平正式成为第二代核心。原二野受到重用的是一些战争年代与他接触不多,战绩不很突出的军、师级将领,称得上是政坛上的“隔代亲”。譬如原四兵团15军军长、开国中将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军委常委、政治局委员;原三兵团11军政治部主任、开国少将刘华清后来担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原四兵团15军44师师长兼政委、开国少将向守志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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